
零基预算法的缺点主要体现在:一是预算编制工作量较大、成本较高;二是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受企业管理水平和相关数据标准准确性影响较大。本题表述正确。

方案一属于普通年金,其现值为:
P=26×(P/A,10%,8)=26×5.3349=138.71(万元)
方案二属于预付年金,其现值为:
P=30×(P/A,10%,8)×(1+10%)=30×5.3349×1.1=176.05(万元)
或者P=30×[(P/A,10%,7)+1]=30×(4.8684+1)=176.05(万元)
方案三属于递延期m=2的递延年金,其现值为:
P=32×(P/A,10%,8)×(P/F,10%,2)=32×5.3349×0.8264=141.08(万元)
或者P=32×[(P/A,10%,10)-(P/A,10%,2)]=32×(6.1446-1.7355)=141.09(万元)
(因小数点四舍五入,产生0.01的误差,两种算法都不影响得分)
方案四属于递延期m=1的递延年金,其现值为:
P=28×(P/A,10%,8)×(P/F,10%,1)=28×5.3349×0.9091=135.80(万元)
或者P=28×[(P/A,10%,9)-(P/A,10%,1)]=28×(5.7590-0.9091)=135.80(万元)
通过计算,方案四的现值最小,应选择方案四。

增量预算法由于是在过去的费用发生水平为基础,主张不需在预算内容上作较大的调整,因此增量预算法的工作量相对零基预算较小。选项B当选。

2020年末的营运资金=流动资产-流动负债=(200+450+560)-(300+400)=510(万元)。
当前应收账款周转率=当前赊销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当前应收账款周转期=450÷(当前赊销收入÷360)=45(天);
解得:当前赊销收入=3600(万元);
则当前销售收入=3600÷75%=4800(万元);
改变信用政策后的销售收入=当前销售收入×(1+年销售额增长率)=4800×(1+20%)=5760(万元);
改变信用政策后的赊销收入=改变信用政策后的销售收入×赊销比例=5760×90%=5184(万元)。
当前全年购货成本=当前销售收入×购货成本平均占销售额的百分比=4800×60%=2880(万元);
应付账款周转次数=年购货成本/应付账款平均余额=2880/400=7.2(次)
应付账款周转期=360/应付账款周转次数=360/7.2=50(天)。
改变信用政策后销货成本=改变信用政策后的销售收入×销货成本率=5760×70%=4032(万元);
由于改变信用政策预计不会影响存货周转率和变动成本率,即存货平均余额将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改变信用政策后存货平均余额=基期存货平均余额×(1+销售增长率)=560×(1+20%)=672(万元);
改变信用政策后的存货周转次数=年销货成本/存货平均余额=4032÷672=6(次)
改变信用政策后的存货周转期=360/存货周转次数=360÷6=60(天);
改变信用政策后的经营周期=存货周转期+应收账款周转期=60+60=120(天);
由于改变信用政策预计不会影响应付账款周转期,则:改变信用政策后的现金周转期=改变信用政策后的经营周期-应付账款周转期=120-50=70(天)。
改变信用政策后的边际贡献=改变信用政策后的销售收入×边际贡献率=5760×(1-70%)=1728(万元);
改变信用政策前的边际贡献=改变信用政策前的销售收入×边际贡献率=4800×(1-70%)=1440(万元)。
改变信用政策后的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改变信用政策后的赊销收入/360×平均收现期×变动成本率×资本成本
=5184÷360×60×70%×10%=60.48(万元);
改变信用政策前的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应收账款平均余额×变动成本率×资本成本=450×70%×10%=31.5(万元);
改变信用政策后的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增加额=60.48-31.5=28.98(万元);
改变信用政策后的存货占用资金应计利息=改变信用政策后的存货平均余额×资本成本=560×(1+20%)×10%=67.2(万元);
改变信用政策前的存货占用资金应计利息=改变信用政策前的存货平均余额×资本成本=560×10%=56(万元);
改变信用政策后的存货占用资金应计利息增加额=67.2-56=11.2(万元)。
改变信用政策后的税前损益增加额=(1728-380-60.48-67.2)-(1440-200-31.5-56)=67.82(万元)。
由于改变信用政策使税前损益增加,因此甲公司应当改变信用政策。


成本动因亦称成本驱动因素,是指诱导成本发生的原因,是成本对象与其直接关联的作业和最终关联的资源之间的中介。成本动因又可分为资源动因和作业动因。

